昨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法释》共计22条，首次明确界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法释》还对使用“地沟油”等加工食品，对“瘦肉精”等非法销售，细化了定罪量刑。
最高院要求，《法释》中涉案的犯罪分子符合缓刑适用条件的，可以适用缓刑，但应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活动。
《法释》共计22条，主要规定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
明确食品安全犯罪量刑标准
《法释》第一条至第七条首次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情节认定标准，作出具体规定。
针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中“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这一构成犯罪的要件难以认定的问题，《法释》第一条采取列举方式，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的典型情形类型化：(一)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二)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三)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四)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五)其他情形。
【解读】《法释》规定，只要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即可认定为足以造成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的危险。针对以往司法实践中仅从轻伤、重伤的角度对“人身危害后果”这一加重结果要件进行理解和认定存在的局限性，《法释》从伤害、残疾程度以及器官组织损伤导致的功能障碍等方面规定了多重认定标准。
【相关罚则】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男性保健食品添“伟哥”将获罪
《法释》从严惩处食品滥用添加行为。第八条首次明确了相关法律适用标准。一是针对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添加行为，将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细化为“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二是针对食用农产品种植、养殖中的滥用添加问题，明确刑法规定“食品”包括食用农产品。
《法释》严厉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第九条首次从三方面明确了法律适用标准问题：一是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行为，如利用“地沟油”加工食用油等，明确此类“反向添加”行为同样属于刑法规定的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二是明确国家禁用物质即属有毒、有害物质，凡是添加均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三是因当前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禁用药物易发多发，如在减肥保健食品中添加副作用严重的“西布曲明”等，在男性保健食品中添加“伟哥”等，规定对此类行为应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非法售瘦肉精等可判5年以上
《法释》规定，非法生产、销售禁止用作食品添加的原料、农药、兽药、饲料等物质，在食品原料、饲料等生产、销售过程中添加禁用物质，以及直接向他人提供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中添加的有毒有害物质的行为，如非法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蛋白粉”、“工业明胶”、“瘦肉精”及含有“瘦肉精”的饲料等，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危险，应依法予以严惩。基于这类行为属于违反国家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法释》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应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鉴于这类行为还有可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罪等《法释》明确，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虚假宣传可属共犯
《法释》第十四条首次明确，明知他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提供资金、许可证件、经营场所、运输、贮存、网络销售渠道、生产技术等各种帮助或者便利条件的，应当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或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共犯论处。
《法释》第十五条首次明确规定，即便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不知道广告中的食品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依法不构成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共犯，但明知广告内容虚假而作虚假宣传，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规定以虚假广告罪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监管渎职最高判十年
《法释》第十六条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各罪名的适用以及共犯的处理提出了明确意见：一是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后，食品监管渎职行为应以食品监管渎职罪定罪处罚，不再适用法定刑较轻的滥用职权罪或者玩忽职守罪处理;二是同时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和商检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徇私舞弊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三是不构成食品监管渎职罪，但构成商检徇私舞弊罪等其他渎职犯罪的，依照相关犯罪定罪处罚;四是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他人共谋，利用其职务行为帮助他人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同时构成渎职犯罪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共犯的，依照处罚较重规定定罪处罚。
【相关罚则】刑法第四百零八条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严惩非法生猪屠宰
《法释》规定的其他问题：
依法惩治非法从事生猪屠宰、经营行为;
首次明确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
明确界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竞合的处理原则;
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从严适用刑罚;
从严惩处单位犯罪。
■ 追问
《法释》打击面是否过宽?
问：《法释》第一条规定，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按照刑法，都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在我国食品安全的现实状况下，该法条的打击面是否过宽，不利于我国食品行业的整体发展?
最高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这个规定在起草过程中也有专家提出过类似的担心。我们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这一情况，在《法释》中作了限制。从质的方面，我们将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严格限制在具有高度危险性的产品上。《食品安全法》第28条规定了10种食品禁止生产、销售，《法释》里我们选出4类危险性较高的作以规定。
从量的方面看，我们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进行了程度上的要求，比如第一条的第一项中规定的“严重超出标准限量”。有人会问，什么叫严重，能不能准确说超出标准限制的2倍或者3倍就叫严重?这个问题我们在起草过程中也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很多专业问题是很复杂的。比如刚才提到的致病微生物、重金属等物质，它的标准限量是不一样的，危害性也不一样，如果一刀切的规定为三倍或五倍是超过标准限量是不科学的。所以这一点我们留给司法人员在实践中裁量。我们也担心司法实践中裁量的过程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法释》第21条在程序上进行了补充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严重食源性疾病”难以确定的，司法机关可以根据检验报告并结合专家意见等相关材料进行认定。
进口食品如何认定?
问：《法释》在食品安全案件方面提及的都是国内生产销售流通环节的犯罪行为，对于同类型的进口食品犯罪如何认定?
最高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进口食品如果出现司法解释上的各类情形将同样按照该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进行惩处。不过从目前来看，进口食品的生产、销售环节多在国外，取证上存在一定困难。但如果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提取相关证据，将与国内同类情形犯罪，一视同仁。
相关立法是否滞后?
问：近年来虽然我国不断加大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时有发生。有观点认为是现行的法网还不够严密，立法上还存在一些缺陷。比如罪名滞后，量刑比较轻，在处罚上比较注重危害结果。
最高院发言人孙军工：我们出台这个《法释》，目的就是要把打击、惩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法网编织得更严密。这样做的目的，从司法机关来讲，要把法律现行的规定，所有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措施用足、用好。当然，当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不断出现新的情况，犯罪手法、犯罪方式、危害后果不断出现新的变化，应对这个变化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其中可能需要采取进一步的立新法、修改现行法律。作为司法机关来讲，我们会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在用好现行法律规定的各种刑罚措施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如果有需要提出立法建议的，或者修改现行法律建议的，我们也会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授权范围内向立法机关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 声音
应规范食品鉴定资质
昨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称，在过去近十年间，该院共受理四起食品安全类犯罪的案件。据一中院负责调研课题的法官分析，这一现象说明，此前，食品安全类犯罪打击力度不够，入罪门槛过高。
昨日，《法释》的出台，则增强了相关案件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上述状况将改观。
审判实践法院还呼吁，应该统一规范食品鉴定领域的鉴定资质。
北京一中院曾经审理过一起案例，当时北京食厚德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真空包装半成品烤鸭一案，涉案食品安全鉴定由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中心出具。但该中心系由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设置的监督检验机构，并未纳入北京地区《国家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的鉴定机构。
严格意义上讲，未纳入《名册》中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出具的检验报告不应属于“鉴定意见”，然而当前实践中尚无对微生物进行检验的专门鉴定人及鉴定机构，因此法院最终也认可其证据效力。
据一中院负责调研课题的法官讲述，还有一些案例中会出现意见相左的鉴定意见。尤其是2011年《食品安全法》颁布后，食品安全检测实行分段管理，在食品生产、流通不同环节，各执法部门均有权管理，这势必造成对食品鉴定意见的判断更加困难。
对此，一中院建议统一规范食品鉴定领域的鉴定资质，并在司法审判中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的作用，辅助法官全面理解食品安全的认定标准。